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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開講:禁止傳銷工作概述

發布: 2019-04-24 09:30:52    作者: 佚名   來源: 中國市場監管報  

  我國規制傳銷工作發展歷程
  20世紀90年代初,國外一些直銷公司開始進入中國。當時,直銷、傳銷是混為一談的。隨著對傳銷行為認識的深化,以及經濟社會和法治建設的發展,我國對傳銷行為的規制,經歷了一個從“允許進入—限制發展—全面禁止—規范直銷打擊傳銷”的演變歷程。
 
  允許進入時期
  上世紀90年代,國際上一些直銷企業進入我國。這一時期,由于對傳銷活動的特殊性研究不夠,對傳銷這種新型銷售模式并不了解,管理經驗不足,沒有予以禁止,也缺乏相關的法律和行政規制。以上門推銷為主要形式的傳銷,迅速從我國沿海波及內地,傳銷公司遍地出現。一些不法企業、組織混水摸魚,肆意斂財,一時間真假傳銷魚目混珠,行業混亂不堪、無序發展。截至1995年12月底,全國共有從事傳銷經營的企業163家,參加人員約40萬至50萬人。
 
  限制發展時期
  從1993年起,隨著非法傳銷引發的各類事件糾紛不斷被媒體曝光,政府部門開始關注傳銷的發展動態。1994年8月11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出《關于制止多層次傳銷活動中違法行為的通告》(工商公字﹝1994﹞第223號),要求加強對多層次傳銷活動的監督管理,對以多層次傳銷名義從事違法活動的行為堅決予以查處。同年9月2日,再次發出《關于查處多層次傳銷活動中違法行為的通知》(工商公字﹝1994﹞第240號),要求暫停采用多層次傳銷方式經營企業的登記注冊;對已登記注冊的相關企業,責令停止此類經營方式;確需采用多層次傳銷方式的,必須經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準。
  此后,多層次傳銷發展的勢頭得到了一定遏制,但因有的地方未對傳銷企業作清理檢查,還陸續發展了一些傳銷企業,使多層次傳銷活動又有所蔓延。1995年9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于停止發展多層次傳銷企業的通知》(國辦發﹝1995﹞50號),認為我國目前不具備開展多層次傳銷的條件,決定停止發展多層次傳銷企業,要求傳銷企業停止發展傳銷員,不得擴大營業活動,嚴禁跨地區傳銷。同年10月17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關于審查清理多層次傳銷企業的實施辦法》,進一步對傳銷企業進行審查清理。全國先后取締擅自開展多層次傳銷企業114家,查處非法傳銷案件128起。在整頓的基礎上,1996年6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準了41家傳銷公司和13家分支機構。
  1997年1月10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傳銷管理辦法》(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73號),明確傳銷是生產企業不通過店鋪銷售,而由傳銷員將本企業產品直接銷售給消費者的經營方式,包括多層次傳銷和單層次傳銷,并對傳銷企業的設立和經營進行制度性約束。
 
  全面禁止時期
  因為傳銷的詐騙牟利本質,加上當時政府部門監管經驗相對缺乏,廣大群眾消費心理不成熟,未能有效遏制非法傳銷的逐步猖獗。傳銷組織者鼓吹不勞而獲,抬高商品價格,推銷假冒偽劣商品,偷稅漏稅、走私販私,“拉人頭”、“囚禁式”傳銷愈演愈烈,甚至與黑社會團體、邪教等勾結,行業發展幾乎失控,嚴重擾亂了正常經濟秩序,造成社會管理的混亂。
  對此,1998年4月18日,國務院發出《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國發﹝1998﹞10號),明確指出傳銷經營不符合我國現階段的國情,已造成嚴重危害,對傳銷經營活動必須堅決予以禁止。至此,傳銷行為被確定為非法。此后,政府部門對傳銷行為基本保持高壓態勢、露頭就打。公開的傳銷和各種變相傳銷活動很快被全面禁止,有些傳銷活動逐步轉入地下。
  2000年8月13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原工商局、公安部、人民銀行《關于嚴厲打擊傳銷和變相傳銷等非法經營活動的意見》(國發﹝2000﹞55號)。2001年3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情節嚴重的傳銷或者變相傳銷行為如何定性問題的批復》(法釋〔2001〕11號),成為此階段打擊傳銷和變相傳銷的主要依據。按照批復精神;對情節嚴重的傳銷活動,以非法經營罪定罪從事傳銷或者變相傳銷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項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
 
  規直打傳時期
  2001年12月,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國。在加入世貿組織的議定書中,我國政府承諾入世3年內取消對“無固定地點批發和零售服務”的限制。直銷是無固定地點批發和零售的主要形式,理應取消限制。但那時公眾對直銷、傳銷界限的認識還比較模糊,且直銷經營模式與傳銷高度相似,隨時可演變為傳銷,國家沒有立即放開對直銷的限制,而是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立法調研。2005年8月,為兌現入世貿承諾,國務院借鑒域外禁止“金字塔銷售”和直銷管理的有關經驗,并結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特點,頒布《禁止傳銷條例》和《直銷管理條例》,確立了我國規范直銷、禁止傳銷的格局。
  為解決查處傳銷行為的行刑銜接問題,2009年2月2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七)》增設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查處傳銷行為有了對應的刑事法律依據。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出臺《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進一步明確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立案追訴標準。
  2013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出臺《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對傳銷組織層級及人數的認定、傳銷活動有關人員的認定和處理、“騙取財物”的認定、情節嚴重的認定、“團隊計酬”行為的處理、罪名的適用等問題提出了明確意見。關于層級問題,該意見明確:對傳銷組織層級數的計算,包括組織者、領導者本人及其本層級在內;是確因客觀條件的限制無法逐一收集參與傳銷活動人員的言詞證據的,可以結合依法收集并查證屬實的繳納、支付費用及計酬、返利記錄、視聽資料、傳銷人員關系圖、銀行賬戶交易記錄、互聯網電子數據、鑒定意見等證據,綜合認定參與傳銷的人數、層級數等犯罪事實。關于“騙取財物”的認定,該意見明確:參與傳銷活動人員是否認為被騙,不影響騙取財物的認定。關于“團隊計酬”傳銷,該意見明確:以銷售商品為目的、以銷售業績為計酬依據的單純的“團隊計酬”式傳銷活動,不作為犯罪處理。形式上采取“團隊計酬”方式,但實質上屬于“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的傳銷活動,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定罪處罰。關于罪名交織問題,該意見明確:主要是同時構成傳銷罪和集資詐騙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至此,禁止傳銷法律制度在形式上基本完整,進入了法治化軌道。
  上述過程清晰地表明,我國對傳銷行為的規制,經歷了從無到有、從懵懂到覺醒、從行政到刑事。伴隨著對傳銷行為的認識深化和經濟社會的發展,這一過程雖然磕磕絆絆,但畢竟逐步形成了基本完整的包括刑法、行政法、司法解釋及規范性文件等在內的禁止傳銷法律法規體系。
 
  傳銷的構成要件
  組織要件:發展人員,組成網絡
  傳銷組織者承諾,只要交錢加入后再發展他人加入,就可獲得高額的回報或報酬,也被俗稱為“發展下線”。下線還可以再發展下線,以此組成上下線人際網絡,形成傳銷的“人員鏈”。
 
  計酬要件:包括兩種形式
  一種是以參加者本人直接發展的下線人數和間接發展的下線人數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另一種是以參加者本人直接發展和間接發展的下線的銷售額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
  簡而言之,傳銷行為有三個主要特征:第一,交納或變相交納入門費,即交錢加入后才可獲得計提報酬和發展下線的“資格”;第二,直接或間接發展下線,即拉人加入,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第三,上線從直接或間接發展的下線的銷售業績中計提報酬,或以直接或間接發展的人員數量計提報酬或者返利。只要具備“交入門費”“拉人頭”“組成層級團隊計酬”三點,就可以認定構成傳銷。
 
  傳銷的危害性
  個人層面:傳銷活動宣揚的價值觀,突破了道德和法制約束,危害人的思想信念基礎,往往造成好友反目、親朋成仇,不僅讓參與傳銷者蒙受物質上的損失,而且從根本上破壞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系。
  社會層面:傳銷滋生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拘禁、敲詐勒索、妨害公務、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偷盜、搶劫、故意傷害甚至殺人等違法犯罪行為,如不嚴厲禁止,終究會動搖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礎。
  國家層面:因傳銷引發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甚至國家政治安全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在阿爾巴尼亞,1996年以金字塔欺詐為導火索引發的全國騷亂,最終造成執政政府倒臺。
 
  傳銷和直銷的區別
  根據《直銷管理條例》,直銷是指直銷企業招募直銷員,由直銷員在固定營業場所之外直接向最終消費者推銷產品的經銷方式。傳銷與直銷雖然僅一字之差,但區別顯著。具體如下:
  在合法性方面,直銷合法,傳銷違法;
  在招募人員方面,直銷招募有條件限制,不得招募在校學生、教師、醫務人員、公務員等身份和未滿18周歲的人員為直銷員,傳銷則沒有限制,是人就可以拉,有人頭就有錢;
  在培訓方面,直銷培訓內容、培訓形式、培訓場所、授課人員都有明確規定,傳銷沒有,一般都是暗中、私下進行;
  在計酬方面,直銷計酬是公開的,且只能是單層次計酬,報酬總額不得超過直銷員本人直接向消費者銷售產品收入的30%,傳銷報酬計算不公開,采取多層級的團隊計酬模式;
  在商品銷售方面,直銷以直銷員本人直接向消費者銷售商品為獲得報酬的前提,傳銷往往不銷售商品,或只是打著銷售商品的幌子;
  在退換貨方面,直銷有完備的退換貨制度,傳銷無任何售后保障。
 
  傳銷的主要類型
  異地聚集式傳銷
  實物傳銷
  實物傳銷于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在國內出現。參與者住在城鄉接合部,群居、睡地鋪;集中培訓往往是一個講師在上面激情澎湃,下面一大群人跟著喊口號,信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睡地板,明天當老板”。實物傳銷的入門費比較低,參與人群多是文化水平較低、生活質量不高,急于暴富、相對弱勢的群體。實物傳銷常常伴有非法拘禁、故意傷害等惡性犯罪事件。在原工商機關、公安機關持續打擊和社會廣泛宣傳下,實物傳銷已不是主要的傳銷類型。
  “人身禁錮+實物包裝”式傳銷是典型意義上的傳銷,有傳有銷,低入門費、參與人員層次低、限制人身自由,人身控制暴力特征明顯。
  
  虛擬概念傳銷
  虛擬概念傳銷在2008年開始出現。傳銷參與者多租住在中高檔小區;入門費起點高,一般5萬元以上;培訓也不是一對多,而是多對一,有專門講政策的、專門講法律的、專門講制度設計的……整個洗腦過程7天左右,參與者被洗腦很徹底。其主要特點是:基本脫離產品銷售,純造概念,依靠人際網絡;善于包裝,歪曲一些國家重大戰略政策,甚至偽造政府公文,令人信以為真;洗腦手段以溫情為主,表面看是激發人的斗志和希望,實質是迎合想一夜暴富的渴望,很多參與者直到被遣返時還蒙在鼓里,絲毫不知自己已淪為傳銷組織者斂財的工具。
  “精神控制+資本運作”式傳銷脫離商品銷售,只傳不銷,是當下異地聚集式傳銷的主流模式,收取高入門費、參與人員復雜,不乏“精英人士”。這類傳銷雖經反復打擊,始終難以根治。
  異地聚集式傳銷的主要維穩風險是在執法過程中發生暴力抗法事件,無預謀,難預測,一定程度上不可控,但也正因為如此,來得快散得快,處置起來相對容易。
 
  網絡傳銷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智能手機的普及,網絡傳銷逐漸成為獨自成型的一種傳銷形式,傳銷全鏈條活動都可通過互聯網運作實現。而且,網絡傳銷開始與金融詐騙等復合交織,產生了消費返利、積分拆變、多層分銷、金融互助、虛擬貨幣等諸多變異。
  2010年查辦的世界通傳銷案,涉案傳銷組織采取了早期典型的網絡傳銷形式,該案也是第一起適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認定標準查辦的全國性傳銷犯罪案件。該案中,傳銷組織者以點擊廣告獲取高額回報為誘餌,以“拉人頭”方式層層發展人員,誘使代理商為提高層級不斷發展下線,從事傳銷犯罪活動。2012年江西精彩生活傳銷案是另一起特大網絡傳銷案件。初次立案到最終查辦前后經歷了近兩年之久,涉案人數、涉案金額分別從最初的2800余人、2億余元膨脹到案件查辦時的12萬人、數十億元。該案最終由公安部和原國家工商總局統一部署,聯合指導南昌市公安、工商機關查辦。
  網絡傳銷本質上與傳統傳銷并無不同,但是網絡傳銷違法犯罪活動擺脫了地域限制,不需要像異地聚集式傳銷那樣通過熟人邀約,異地運作,下線與上線不需要面對面交流,甚至可以完全不認識,因而更加具有傳播范圍廣、發展速度快、隱蔽性強、欺騙性大的特點。與異地聚集式傳銷的點狀收縮相比,近年來,網絡傳銷發展勢頭甚猛。網絡傳銷涉眾面巨大,有的甚至具有邪教特征,對國家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帶來嚴重危害。
  面對網絡傳銷泛濫形勢,市場監管部門監測發現能力與網絡傳銷傳播范圍廣、隱蔽性強的特點不相適應,敏感程度與網絡傳銷發展速度快、欺騙性大的特點不相適應,工作機制與傳銷、金融詐騙復合交織的特點不相適應等問題凸顯。對網絡傳銷的監測發現和定性處置是當前打擊網絡傳銷工作的重點和難點。2017年8月,總局在貴州省六盤水市召開了全國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創建無傳銷城市經驗交流會暨加強打擊傳銷工作會議,此次會議是工商和市場監管部門打擊傳銷工作重心從異地聚集式傳銷轉移到網絡傳銷的轉折點。
  市場監管總局價格監督檢查和反不正當競爭局(規范直銷與打擊傳銷辦公室)趙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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